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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观点】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金海年:雄安、京津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17-05-10
(本文根据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金海年先生2017 年4月在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期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
 

金海年:非常感谢苏剑所长的邀请!本次演讲的理论研究基础是我和前央行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博士合作,我们在2014年做过关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讨论中国的多中心城市和京津冀一体化问题。

首先对城市一词做个分析。“城”,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建设围墙,起到防卫的作用,人们定居下来,不再是原始的游牧状态;“市”是集市,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因此城市有面积的概念和商业的含义,现在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城市带的交易功能,核心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人口为什么会流向城市?根本原因就是工作机会,谋生的手段。例如我们在座的,估计超过一半老家都不是北京人,但是为什么会到北京来呢?主要都是因为到北京工作,谋生的手段会促使人们流动到城市里面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加速经历了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更长时间走过的路,尤其是城镇化的进程。国际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率从30-70%之间是高速发展的历程,美国的城镇化率从30左右-56%,用了70年的时间,我们用了35年,正好是一半。美国城镇化的后半程,从56%到70%,又花了3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还是用一半的时间,那么大约到203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大约也会达到70%。

城镇化的发展既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做过定量分析,发现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时经济结构也发生类似的变化,第三产业都会超过60%,当他们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60%的时候,GDP增速无一例外都跌落到6%以下。进一步分析,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增长是双引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时在快速增长,相当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进行,两个引擎动力共同推动经济达到8%甚至10%以上的增速。中国这几年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第二产业已经进入到饱和的阶段,第二产业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地增长了,第二产业除了产能过剩以外,还带来了大家更关心的雾霾问题,污染的问题。原来的两个引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时高速发展,现在变成了第二产业没有原来那么高速了,只有第三产业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整个数字会降下来。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增速降下来以后,实际上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一方面是第二产业的增速降下来以后,能源的消耗、污染的排放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第三产业无论是从就业率,还是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还有每万元GDP产生的能耗等等,结构性都比第二产业好得多。因此以后的增长数字没有那么大,但是增长的质量,包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的情况,一点都不会比以前差。

还有,中国特别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北上广深等沿海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已经接近饱和,但是中西部等等地区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比如说重庆还能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部分双引擎的潜力。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引擎少了一个,所以现在还在寻找新的动力引擎,像科技创新、“互联网+”等等,但是现在的规模还不够,虽然速度很快,但还不足以填补原来整个第二产业这么大规模的增速放缓形成的空缺,所以这些还是长远的新的引擎。而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后半程是能够成为这个阶段性新的引擎,能够填补传统第二产业包含造成的高速增长动力空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几个比较成熟的城市带已经慢慢形成,最成熟的是长三角,即江浙沪泛长三角城市带,不仅有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包括像杭州等等这些相对发展比较有特点、高速的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跟发达国家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了。珠三角现在正在进行融合转型,其特殊之处是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很近,货币的多样性和制度边界的交流也将产生新型城市带模式。相对比较落后的就是京津冀、环渤海都市圈的发展,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讲比较落后,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比较重视京津冀发展很重要的原因。

克鲁格曼对D-X模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做了拓展研究,得出了城市带一定会形成核心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现象产生,主要是考虑了农业和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还有工资以及市场规模效应对生产者的影响,这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对于消费者这样的需求侧,会考虑居住成本等方面的因素,从而推导出发达国家工业化会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城市集中化均衡理论。但是他认为,多个城市中心是不稳定的平衡,例如北京、天津、唐山等离得比较近的几个地方,很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带,这是不稳定的平衡,因为最终资本、人才和企业等资源,都会逐渐集中到一个优势中心城市,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挨着北京,天津永远是天津卫,河北的城市也很难发展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从晦涩的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从老百姓自身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大家为什么喜欢到北京来,因为这边的工作机会更多,小孩上学有好学校,城市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会吸引这些人力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心城市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克鲁格曼的结论可以证明,一个小的经济体,地理区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确实不能够存在多中心,它最后会稳定到一个单中心的均衡。但是他的理论也有不足,即没有发现在一个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或者美国,事实存在着多中心的均衡。

因此,克鲁格曼虽然因空间经济学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同类企业聚集会形成商圈,不同行业聚集会形成城市,产业链的聚集会形成城市带,产业对于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科技等四大主要供给要素具有聚集效应,形成区域分工,边界的大小就是由空间转移与交流的成本来决定的,对于生产来讲是运输成本,对于人来讲就是交通成本,这个成本是综合的,不仅包括花钱多少,还包括花时间多少。基本上说得通俗一点,步行半小时的距离决定了商圈的半径;上班一小时的交通距离决定了城市的半径;原材料运输当日的距离决定了城市带的半径。所以我们看到,城市的扩大,往往会伴随着交通技术的改善,如果交通科技发展了,一个小时可以走更长的路,城市也可以扩展得更大。城市带,如果用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为基础来看,所有的制造的产业链的分工,与原材料、包括中间产品的运输时间成本是密切相关,基本上需要当天或者八个小时之内能够运输达到的范围之内,往往容易形成一个聚集区。比如说像手机的生产,我们知道在天津泰达开发区有所有手机配件的生产工厂,包括液晶屏、电路板、电池等等,整体上会形成产业链的布局。当然我们可以再扩展到经济以外,国家是有它的统治半径,是由统治信息和反馈的半径来决定的,元朝的时候疆域最大,政策的上传下达超出了它的交通能够允许的时间成本,最后整个帝国就会分解掉,没办法进行长期稳定的统治。

现在一些著名的城市带发展,比如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东京的城市带等,都与这些因素相关。例如东京城市带的形成,跟新干线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科技手段来缩短了交通的时间,扩展了城市带的地理半径。每个城市带都有一个中心城市,凝聚、吸引企业和人力资源,即智力的资源和资本的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会形成中心到外围的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类型,也经过了三个方面的演变。早期以农业为中心,跟土地、水源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地方不适合种植,就很难形成一个城市。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已经不是考虑的第一因素了,就形成了以工业为核心的中心城市。现在新的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类中心城市,即新经济中心的多样化。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伦敦等金融中心,硅谷科技创新中心,还有旅游、文化、政治等等,都可能形成中心城市。

因此,中国必然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包括多个、多种城市带的形成,包括更多样化的中心城市,以分工辐射到二三线周边的中小城镇,每个城市带或城市群可以容纳千万甚至亿计的人口,大约十个这样数量级,才是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这样的成熟程度的发展目标,这个过程核心区域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当然跟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也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看到城市的形成、城市带的形成,跟人口流动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口流动又决定于企业的流动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又决定于产业的分工与分布、制度政策决定的交易成本和发展空间。比较成功的新区、新城,一定是有足够多的人口聚集,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就业为本,如果他的生计不能解决,都是不行的。当然跟他的生活成本也是密切相关的,就业是由企业的流动决定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到另一个地方去,发生迁移,由经营环境决定,既包括经济因素,因为这个地方的上下游产业,是否更容易赚钱等等,还包括制度因素,交易成本尤其是税收、竞争等。

以美国为例,有多个大的中心城市带,还有新型的中心城市,像硅谷、旧金山,就不是以工业为中心的,有风险资本、有智力资源包括斯坦福大学等等创新的文化,最后诞生许多伟大的公司。俄罗斯人太少,地理虽然面积很大,跟中国可比性不够。欧洲国家分散,也有区别。超大规模经济体,意味着人口多、面积大,因而产业结构必须完整,农业要有一定的自给率,就能够容纳多个中心、多个城市带和城市群。

城市和城市带的发展还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说在北京,已经建都800多年,无论是整体迁移还是另址重建都是及其困难的,地理布局、商业习惯、文化传承等等历史传承的作用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城市和城市带空间的突破,包括运输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高铁等等,都是中国城市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当然,大城市也会有大城市病,除了地理半径的限制,水等资源也有容纳能力的问题,遇到城市容纳的瓶颈,需要考虑靠市场手段还是行政手段来解决。其实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并不冲突,有些情况需要市场的手段,有些情况需要政府的手段,有些情况需要市场和政府手段的综合。比如说北京人口现在已经超过2100多万,如果未来2030年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未来哪些人要走、哪些人限制进入,不仅需要政策制度的限制,并非简单说低级工作就要迁出,一个完整的城市,各层次的工作是都需要的。再比如说高房价,也是一种市场调节城市人口的手段。不过污染和资源承载能力造成的水价物价等问题,也会影响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但污染不是好的成本调节方式,城市无论大小,污染问题都应得到解决。我们进行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的房价和该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比例具有明显的指数关系,一个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比例越高,其房价就越高。

中国有超过13亿人口,不可能只靠两三个城市带就能够完成城镇化的发展。我们发现,全球大概有十几个成功的城市带或城市群,每个城市群或者是城市带,基本上人口的容纳能力都在三千万以上。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需要十个9000万人口的城市带,其中有一个3000万的中心城市、7-8个500万左右的二线城市和20个左右50-100万的小城镇,我们希望建立动态的多中心的新型城镇群体系。

北京、天津、河北必须在其市场和历史产业分工的路径基础上,进行政策制度引导的差异化设计,雄安新区有可能是下活整盘棋的棋眼。

首先,雄安新区定位很高,是“千年大计”,这点超过了深圳和浦东。

第二,雄安新区的管理组织复杂,既包括河北省,也包括发改委,还包括新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更不一般的是由总书记牵头。

但是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新华社,无论是京津冀小组的负责人徐匡迪还是发改委主任、河北省委书记,他们对新区总的看法虽然一直,但是细节还是有很多差异的,说明闲置的具体规划还未成型。对具体的规划总体上有三种猜测:一是迁都说,深圳、浦东、曹妃甸和雄安相比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面积相似,深圳的面积大概是1900多平方公里,曹妃甸也是1943平方公里,雄安未来的面积长远也是2000平方公里左右,短期的是200平方公里。而北京是1.6万平方公里,所以迁都是不成立的,面积太小。二是像深圳、浦东一样的特区,深圳、浦东并不是在白纸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的中心,深圳是挨着香港的,依靠对香港的开放发展起来的,浦东是依托于上海百年东亚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相当明显。这样的特区难以称为“千年大计”。三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特区,这可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大试验,现在无论显示的房地产、企业自主迁移等模式,无不显示这很有可能是制度创新的彻底革命。

第四,雄安还有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现状,就是虽然它地处白洋淀边,却也在雾霾深处,中国污染最重的是河北,而河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保定雄安一带,这里不但传统工厂、制造业比较多,而且华北平原的空气聚集地形气候,污染物不易扩散,也造成了污染治理的最大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雄安的发展理念,在十八大提到的五个发展理念中占了四个,第一个就是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如果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特区制度建设推动新型发展,在雾霾最重的地方、把河北的雾霾和污染问题解决。第二就是科技创新,第三是协同发展,第四是开放发展,一定是京津冀一协同起来进行发展,对外开放、依托科技创新,探索新型发展的雄安道路。

雄安新区的发展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尝试,我们期待的市场与政府的结合、科技与产业的结合、生态与发展的结合、空间与资源的结合、开放与自主创新的结合等等方面,都可能给以千年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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