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东方红资产管理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行的“东方红?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沙龙”第四次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吕随启表示，目前中国股市大幅度下跌，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相背离，这与政策面偏紧、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股市内部制度缺陷等密切相关。

    吕随启说，此次熊市实际上与中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完全吻合，2010年1月18日中国法定准备率上调，标志着货币政策从紧的开始；此后4月15日房地产限购措施出台，三季度开始加息，货币政策收紧日益严厉，仅仅在2011年法定准备率就先后上调了6次之多。同期股票市场状况：股市指数单边大幅下跌，成交量萎缩，成交额大幅减少，投资者损失惨重，市场信心严重不足。

    在此背景下，引发是否救市的讨论。他表示，所谓救市其实是一种政府行为。一般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为股票市场注入资金，增加市场流动性。目的在于确保股票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救市一方面可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市场信心，防止市场投资者非理性杀跌。

    从收益的角度来讲，短期内可以缓解市场压力，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助长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市场的大起大落，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否应该救市其实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怎么救？吕随启表示，从历史来看，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包括暂停IPO、严控上市公司配股规模和采取措施扩大资金入市，均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2008年“新三大”，则包括汇金增持、国资委表态支持央企增持和下调印花税。

    救什么？吕随启认为，直接往股票市场注入流动性固然可以立竿见影，但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股市的中长期运行轨迹，只是提供了一部分人解套、一部分人再被套的循环博弈，制造财富转移的再分配。暂停新股发行？在2008年，新股发行也曾暂停，股市仍然下行。下调印花税？印花税调降往往只出现短暂的暴涨，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这些措施本身反而会加剧市场短期的波动。

    尽管单纯救市见效往往较快，但后遗症也较大，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即是明证。因此，现期出台行政手段救市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经过十几年的磨练，监管层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市场问题。现在救市手段仅仅只有暂停融资、批QFII、批基金这几招，这对于市场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他认为，目前中国股市大幅度下跌，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相背离，固然与政策面偏紧、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股市的内部制度缺陷。

    首先，股票市场设立的初衷：融资机制优先导致投资功能的缺失；其次，融资速度远远超过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的速度。近三年，新股发行量极大，融资额急剧上升，仅2011年上半年，159只IPO加上再融资，融资额达到4000亿元，与2011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急剧下降，融资额的上升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正常的回报，A股的价值中枢必然相应下调。

    第三，信用折价成为A股市场的致命伤。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市场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据。信息披露不充分、上市公司造假、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监管层监管不力。使A股市场的信用大大下降。A股市场整体市盈率去年年底为21.6倍，目前只有15.76倍，下降了27%。

    最后，在二级市场，无论是普通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伤痕累累；但一级市场却风景这边独好：创投通过一、二级市场之间的差价，仍然可以赚取两倍以上的收益率；此外，A股大小非股东和高管套现频频，使一级市场的吸血鬼把二级市场当成了清仓的场所。

    关于未来市场走势，吕随启表示，心理预期叠加导致的超跌必然物极必反，谨慎之中保持乐观判断是必要的。目前，美国债务危机后全球经济已经跌入谷底，美国经济复苏将重新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全球市场走强成为大概率事件；欧洲债务危机会导致全球市场的短期动荡，但是不会导致这一趋势的逆转。国内宏观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加剧表明基本面支撑较弱；对于机构提供了更好的战略性建仓的机会；对于散户来讲时机未到，宜观望为主。